从濒临拍卖到“可以安心做生意”，从停工停产到全面复产，从简单拍卖到整体盘活，破产制度，成为企业纾困、资源再生的重要法治路径。
在上海这样作为世行营商环境评估样本的城市，破产审判不仅关乎个案企业的生死，更承载着优化资源配置、激发市场活力的深层使命。
然而，破产重整实践背后，依然充满艰难的制度跨越与理念转变。府院协同如何从文件走向常态？预重整制度如何真正降低门槛？公众观念又如何从“谈破色变”转向“破中求生”？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命运，更考验着一座城市的营商环境与法治成色。
筑牢根基：强化管理人的保障与规范
在破产程序中，和法官一样，管理人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作为破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和破产事务的具体执行者，其办理案件的情况直接关乎营商环境的优劣。每一宗破产案件的顺利审结，都离不开管理人的专业能力、道德勇气与不懈努力。
“每一个破产案件，都是独一无二的复杂系统，管理人是穿越复杂局面的‘破局者’。”上海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季诺说，管理人往往需要面对多方主体的不同诉求：从金融机构到中小供应商，从企业职工到税务社保，甚至购房人、抵押权人等多类债权人，他们须在法律框架之下，精准识别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，综合考量法律效果、社会效益与道德伦理，作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决策。
在一宗房企重整案件中，企业负债高达60亿元，资产中包括9万平方米闲置土地和48套已被重复抵押的房产，牵涉200余起诉讼与执行案件。管理人与法官协同作战，不仅通过环评破解了土地开发困局，更成功化解了购房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，最终让业主陆续拿到产证。一位业主接过产证时感慨：“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！”这正是管理人与“死神”赛跑、助企业“涅槃重生”的真实写照。
然而，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管理人行业正面临严峻挑战。人才流失、团队萎缩现象普遍，无产可破案件比例上升，履职风险加大，执业环境亟待改善。
“有管理人被泼油漆、泼开水，甚至要自费聘请保安人员才能正常办理破产案件。”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厉明说，破产管理人履职权益受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，这不仅反映出执业保障的缺失，也折射出制度层面在管理人角色定位与报酬机制上的模糊性。
据记者了解，本市有相当比例的破产案件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，导致不少破产管理人团队难以依靠相关报酬维持生存。这种情况严重挫伤了管理人的履职积极性，不少案件无人愿接、无人能办，也极大制约了破产管理人队伍的健康成长。
在季诺看来，唯有从制度层面筑牢保障、明晰权责，才能让管理人在市场退出和企业拯救中发挥更大价值，真正成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者与守护者。
他表示，当前企业破产法对管理人的监督机制仍较为原则化，缺乏细化的行为规范和履职指引，建议应尽快明确管理人的执业底线，通过“负面清单”强化职业操守约束；同时，构建多维度法律保障机制，从民事、行政与刑事三方面加强对管理人合法权益的保护；同时建立科学的报酬激励体系，提升职业吸引力和队伍稳定性。
打通经脉：畅通府院协同机制
“办理破产不仅是法院和管理人的职责，更涉及众多政府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协同配合。”上海破产法庭庭长徐子良指出，破产程序几乎涵盖所有与企业运营相关的政府部门——从市场监管、税务、规划资源，到金融、住建、房管、人社乃至公安系统，涉及查封解封、信用修复、企业注销等一系列复杂事项。
府院联动机制被视为破解破产程序中行政堵点的关键举措，通过整合司法与行政资源，提升在财产处置、审批过户、环境评估等环节的效率。然而不少管理人反映，尽管府院联动机制已在市级层面多有部署，但在基层落地仍存在一定障碍，尤其在查询银行信息、税收优惠、容缺办理不动产登记等方面阻力较大。有管理人坦言，破产企业像重症病人，但税法是铁律，要求“先缴费后抢救”，可病人这时候早就身无分文了。
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主任洪亮提到，前段时间他们在处理一家崇明企业的破产案件时，遇到一个棘手问题。该企业成立于三十多年前，拥有二三十个银行账户，分散于上海各个区域，几乎覆盖所有主要银行。但管理人仅能查询到开户行，无法锁定具体支行，只得手持法院文书，先前往各银行市分行获取支行信息，再逐一至支行柜台查询明细，流程繁琐，效率极低。
“查询破产企业的银行账户信息，可以说是破产管理人履职过程中最耗时的环节之一，这个问题由来已久、普遍存在。”洪亮提出，能否参考法院的查扣系统，统一由法院或者人民银行查询，并且可以查询到支行级，最好能够同时提供支行的账户明细。
办理重整案件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协调，政策对接难度大、工作负荷重。一位管理人向记者透露，今年他带着团队连续办了几个重整案件，和数十个部门打交道，几乎要跑断腿，“每一道都是关卡，都有不少困难，真的很累。”
但转变也在发生。比如前文提到的容缺办理不动产登记，在上海已有成功的破产重整案案例。因施工单位拒绝配合竣工验收，该公司10幢厂房无法办产证，如果强行按“在建工程”拍卖，资产将大幅贬值，对近4.5亿元的总负债而言是杯水车薪。
2021年11月，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提出了破产程序中适用“容缺办证”机制。根据这一文件精神，2023年，上海高院等18部门出台细则，明确了具体实施路径。该公司的重整计划也因此迎来转机。管理人在厂区进行了5天地毯式搜索，找回图纸，通过了房屋安全检测，取得相关方签字，成功完成综合验收。
“在‘一网通办’上看到所有批复均显示通过的那天，我们极具成就感。”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小苏说，这意味着一个濒危企业不仅完成了法律程序上的重整，更在实质上恢复了造血能力，真正获得了重生。
此外，针对曾经的欠薪保障金发放迟缓的问题，上海也已推出多项改革。2020年，市高院与市人社局印发相关会商纪要；2024年4月，三中院与市人社局进一步细化操作规程。今年6月，华诚律师事务所为擎地网络科技公司9名员工申请欠薪垫付，仅14个工作日款项即汇至账户，创下时效纪录。
扭转观念：从“破产耻感”到“重生机遇”
数据显示，自上海破产法庭设立以来，收案数量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。2024年受理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5050件，是2019年1181件的四倍多，增幅超过300%。2020年至2023年间，同比增幅分别达32.7%、51.9%、43.3%和45.1%。然而，重整与和解成功案件的平均比例仍不足7%。
“‘破产’二字常被等同于‘失败’，被视作一件不光彩的事。但实际上，企业与人类似，亦有生老病死。当企业陷入困境，适时启动破产程序并非意味着终结，而恰是重生的起点。”徐子良说，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原因多样，既包括行业环境变迁、自然灾害，也涉及内部管理失灵。但是受“破产耻感”文化观念的影响，许多企业“谈破色变”，甚至已在重整中获得新生的企业，仍不愿公开名称和管理人姓名，唯恐带来负面影响。
尽管《企业破产法》已实施近二十年，企业主动申请破产的意愿仍然较低。上海破产法庭数据显示，2021年至2024年，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的占比分别仅为31%、26%、16%和14%，远低于债权人申请率。
“企业往往拖至濒临崩溃才愿进入破产程序，错失了最佳挽救时机。”季诺说，多数困境企业进入司法破产时已丧失运营能力和资产价值，救治成功率大幅降低。若能更早启动破产程序，将有助于更多企业通过重整实现再生。
庭外重组或预重整是实施企业早期挽救的有效方式，不少管理人建议，降低重整门槛，完善庭外重组与司法重整的衔接机制，以提高重整成功比例。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刘正东提到，重整企业融资难、重整投资人招募难是重整过程中的一个瓶颈。“银行通常不愿向破产重整企业提供贷款，而这恰恰是世界银行评估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内容。”他呼吁建立针对困境企业包括重整企业的投融资支持平台或体系，破解投资人稀缺的现实困境。
在不少受访者看来，推动社会观念转变，理应成为当前破产相关宣传的重点。朱小苏提到，他们经手的一个强制清算案件，就“卡”在和某证券交易所的沟通中——某公司从2024年起多次向该交易所申请办理协议转让业务，都因为提交的材料“不符合要求”而无法成功办理。团队多次给该交易所法务部发邮件，询问为何坚持要求受让方提供备案表、承诺函为何不符合要求等问题，均未得到答复，导致业务迟迟无法推进。
朱小苏认为，此类问题的出现，与当前破产文化在社会层面的认知依然不足有关。房管、人社等政府部门因经常参与破产案件，对相关流程较为熟悉；而一些较少接触破产事务的单位，则往往因不了解破产程序及其要求，出现配合意愿不强、沟通效率偏低的情况。
只有打破观念壁垒、完善制度保障、拓宽融资渠道，更多困境企业才能敢于及时求助、乐于接受挽救，真正发挥破产制度保护与重生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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